最高领导人在公开演讲中，如此系统、具体地推出4个方面、包含十多项的扩大开放措施，是极为罕见的。

    关键词搜索比对，此次博鳌讲话与前两次显示了很大差异，对亚洲的讨论比较少，而全球经济和中国开放的比重则非常高。再比如“开放”，过去可能就几次，而这回出现了42次。

 

    2018年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在4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表示，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演讲结束后，美国股指期货、美元和亚洲股市一同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5%，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3%。

    两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每年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随即引发的是全球股市震荡下跌。

    《纽约时报》报道称，习近平强调给予，与好斗的特朗普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次讲话之所以能够提振全球市场，原因是短期内缓解了剑拔弩张的贸易战情绪，并且提供了一个积极求解的信号。另外，因为中国选择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是占优策略，即不管对手怎么做，中国这么做都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

 

    这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争端开始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

    “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习近平说，“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不应该让世界再陷入冷战或其他混乱状态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近期北大“朗润·格政报告会”上发言称，中国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去应对中美贸易战。未来的全球治理应该形成“一元多极共治”的格局，一元就是指一元的秩序，世界的秩序应该只有一个。多极，就是今后在本世纪内不会出现一个大国主导世界的格局，世界可能呈现多元化发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MyronBrilliant表示：“习近平主席谈到了中国对市场改革和自由化的需要和承诺，但毫无疑问，他也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希望进行合作和对话，而不是冲突和贸易战争。”

    卢锋认为，虽然整个演讲中没有讲贸易保护，但是高层选择了占优策略，实际上是正确地应对了贸易保护。中美矛盾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讲话至少短期内缓解了剑拔弩张的贸易战情绪，提供了一个积极求解的信号。“给双方越来越高调的对峙与冲动，拔了一点气门芯。”

    特朗普也在推特发文，给出了一个积极互动的回应。他说，感谢习近平主席就关税、汽车壁垒、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方面的言论和启迪。双方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卢锋将此次博鳌讲话与2013年、2015年两次讲话做了对比，他发现，这次讲话对亚洲的讨论比较少，而全球经济和中国开放的比重则非常高。关键词搜索显示出了大比例变化，比如“亚洲”一词在前两次演说中分别出现41次和55次，这一次大幅减少。“当然不是说亚洲不重要，而是其他领域需要回应的问题更重要更紧迫”。

    又如“改革”一词，前两次讲话分别出现两次，这次出现19次；“开放”一词，前两次讲话分别出现5次和8次，本次出现42次。

    在卢锋印象中，最高领导人在公开演讲中，如此系统、具体地推出4个方面、包含十多项的扩大开放措施，是极为罕见的。

    一些人怀疑中国是否会兑现其开放的承诺，比如开放中国的银行业、汽车和制造业，并非完全是新鲜事。2017年11月，中国就曾表示将放松并最终取消外资对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所有权限制。

    “我认为这个理解不对。”卢锋说，有些东西是以前提出的，没有具体计划，但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提出的六条金融改革措施，接下来的6月份就要落地了。利率、汇率的改革也是迄今为止最为积极的表态。

    2018年4月11日，易纲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时宣布了金融放宽市场准入的11条措施，其中6条将在6月30日之前落实，其余在今年年底前落实。

    其中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4倍；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租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易纲还宣布了其他将要在2018年年底以前推出的措施，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大幅度地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不只是金融开放，而是全面开放，我觉得这只是个开始。”卢锋说，无论是解决国内的现代化，还是让世界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开放的问题上，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最高层意识到，扩大开放要有紧迫感，而且不是说一次就完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卢锋提醒，开放和改革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在博鳌这个国际性论坛的语境下，更多是提开放。但政策一开放就是改革，比如要破除垄断，要鼓励竞争，保护知识产权，都是市场化制度的完善，以开放促改革的效应会慢慢显现出来，“甚至会形成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契机”。

    此外，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比如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做出重要承诺，中国今年就要推出负面清单，都是有时间表的。

    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他刚才宣布的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卢锋认为，稍微了解中国政策流程规则的人都会明白，如此清晰地表明最高领导人的决心和紧迫感，后续肯定会有动作。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讲话中明确表示，2018年将尽快放开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具体的内容和行动。”资深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放开汽车合资股比并不意味着中方让步，、也不意味着外方控股，其核心还是改革开放，合资车企的股比不再由政府强制性规定，而交由市场化的方式来决定，由合资双方实力来决定。

    在贾新光看来，之前设定的50∶50的股比，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设计，因为这样谁说的都不算、什么事都干不成，什么事都需要双方统一，不科学、不合理。

    他举例说，有的合资企业，外方希望能引入更多产品到中国市场，中方却认为这要掏很多知识产权费用，不肯要；还有的合资企业，中方想要引入更多产品，外方却认为没合理分摊产品开发费用，不愿意给产品。如果由一方控股，决策权按照股比来，决策更顺畅。放开股比，对合资企业的发展更有好处。

    对于现有合资车企来说，大部分的合资期限在2030年左右到期，在合同期内，不排除部分合资车企续约时有约定——如果产业政策调整，将协商调整股比，甚至其中一方要求控股。

    贾新光认为，开放合资股比，给双方都拓展出一定的空间，比如菲亚特、三菱等一些自身发展遇到瓶颈的外资车企肯定不会愿意控股合资车企，即使是大众、通用这样相对强势的车企，也绝对不会一下子选择独资。将来到底谁控股，还是要看各自实力，这是一个商业博弈过程。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沈燕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成长是通用汽车与合资伙伴共同努力的结果，将一如既往地与合作伙伴一起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此次放开汽车合资股比，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特斯拉等正在谈判进入中国的外资车企，这意味着他们或许可以选择独资来开拓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博鳌讲话中还提到，“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汽车进口数量仅7万多辆，2017年，中国汽车进口量达到121.6万辆，同比增长16.8%，但只占2017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的4%。

    发达国家乘用车关税普遍较低，如日本为0、美国2.5%、加拿大6.1%、韩国8%、欧盟10%，而发展中国家的乘用车关税通常都较高，墨西哥为33%、巴西35%、阿根廷35%、印度60%。相比之下，中国25%的进口汽车关税处在中间水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担忧，如果关税降低太多，外资车企从进口车辆中所获得的利润，明显高于合资车企在中国生产的利润，也许会促使它调整策略，仅在中国本土生产低端车辆，高端车辆改为进口。

    但贾新光认为，进口车怎么都要比本地生产的成本高，多家跨国车企都在中国合资建厂，本地化生产这个过程不可逆。中国市场的销量几乎占到外资车企全球销量的40%－50%，其他公司也都在抢中国这块蛋糕，逼着它们不得不更加重视这一个市场，开始专为中国开发设计产品。

    沈燕飞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通用汽车过去一直推行的是将全球资源与本地经验相结合。同样功能的汽车，中国市场进口车的量非常小，2018年迄今为止中国进口车数量仅有一百多辆，从中国出口海外的车辆反而在一年3万辆左右。

 

    接近讲话结尾，在提出4项重大举措后，习近平提到了5年前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他说，5年来，已经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卢锋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涉及中美争议的复杂性。博鳌演讲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正是全球化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中国决策层决定扩大开放，虽然开放不能解决全球化所有的问题，但肯定是关键因素之一。

    “‘一带一路’也是一种开放。”卢锋说，“一带一路”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客观要求，更重要的是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较多交集与呼应，正因为如此，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与相关国际机构也一直是开放的，并愿意接受合理的国际规则与惯例。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卢锋说，某种意义上就是稀释了美国的影响力、领导力，给它造成压力。

    从美国此前的301调查来看，其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这同样源于美国感受到的压力，一些美国长期保持优势地位的领域，正越来越直接地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自然不会回避协商合作化解分歧，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卢锋说，对“一带一路”这样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发展国家、有利于世界的事，即便美国暂时不高兴，我们也应坚持去做。

 

  来源：南方周末2018-4-12